7月18日，山师历社三孔调研队在曲阜考察了鲁国的都城，曲阜是孔子的故里，孔子为曲阜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产。他的居所，他的祭庙，他的坟地，都将以一种举世罕见的方式影响曲阜这个城市的格局、历史和气质。   

杏坛： 两千多年前，这里据说是孔子讲学用的“坛”。坛者，用土或者石头堆成的小高台，孔子坐在那时还是露天的杏坛之上，弟子则围绕于旁，读书授课，弦歌鼓琴。这般切磋和美的景象，一度是孔门教育的典型场景。“杏坛”一词也因此成为孔子教育圣辉的象征。光有象征是不够的，人们顶礼膜拜时更需要实物。关于杏坛的传说年月久远，风雨日晒不会刻意为人们保留一处大地上的土质凸起。甚至在宋代以前，占据此处的还是那时的大成殿，天圣二年（1024年），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监修孔庙时，方将旧殿后移，“除地为坛，环植以杏，名曰杏坛”。杏坛，由土堆而成台，由台而有亭，规格高企，配合其后方的大殿、大殿周遭的庑殿、威严的大门，碑殿亭阁，一层层、一进进铺展而开，好似礼制的铺排和提升。   

宅衙城: 孔子去世后，他的后代便依孔庙而居，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，来自政权的恩惠绵泽孔家后裔，历代对孔家的眷顾，优待有加，他们的住宅也日益扩展，今日所见的孔府，在曲阜城中心，占地超过两百亩，各类建筑近五百间。楼堂厅轩，层进错落，可谓栉次鳞比，长廊曲径，针穿线引，堪称扑朔迷离。在宋仁宗时，孔家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第一个获得了“衍圣公”的封号，宋徽宗又赐这一封号可世袭，之后金、元、明、清代代沿袭，不曾更改，直传到20世纪的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，共延续三十一代，历时近千年，显赫尊荣，世上难有别家可比。到明代时，衍圣公还高居一品文官之首。当然身为衍圣公，他的主要职责是奉祀孔子、护卫林庙，以及管理孔氏族人以及先贤先儒的后裔——孔府因此即是衙署，也是私邸。前堂后寝，衙宅合一，其形制布置，各个细节，也“理所当然”地符合儒家的正统教义，大堂二堂三堂，仪门六厅贪壁，各有功能和映照，诚然就是一个封建礼制的物化模型。  

坟碑林：孔子死后，弟子们把他葬于北泗水之上，“墓而不坟”，也就是说当时并无高耸的封土。两千多年过去了，这位于曲阜城北不过数里地的世界上最大的家族墓园，孔林，已经容纳下了四万余棵树木，埋下了不下十万余的孔家族人，各类石雕碑刻留存超过四千处。显然并不是生命延续了它，是权力和文化共同造就了它。孔林的中心，孔子墓前“大成至圣文宣王墓”碑体的下部，却被一段矮砖墙“巧妙”挡住，以免前来谒陵的帝王目视那个“王”字。生死的确凿与名利的虚妄，在墓地里也许看得最清——便连“圣人”也不例外——偏偏在最不需要名利的地方，看到了名利的虚妄，在最确证生死两隔的地方，看到了死与生的交集。 为老师庐墓六年的子贡，或许期许过他种下的树木日后会参天耸立，应不会想到这片林子日后会密集地葬下这么多“与有荣焉”的肉体，更不会想到今日带领游人游览的电瓶车上，传出的是对一个家族权势的羡慕而不是对德行传承的敬服。  

两千年的时光具体而微，曲阜，它贵为鲁国的都城，也是上古“五帝”之首少昊的出生地，它的人文故事宝库里光芒四射，但毫无疑问，孔子是曲阜最重要的“招牌”。